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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苑苏文：突发新闻报道变迁，如何扎根日益复杂的现场？✍🏻 整理人：罗清如
📝编辑：苗睿
苑苏文
前记者、编辑。采写社会新闻深度报道十余年，先后供职于财新传媒、中国经营报、新京报、中国新闻周刊。具有丰富的时政、法治、社会新闻的采写经验，擅长突发、调查性和解释性新闻报道。2018年至今，获腾讯传媒年度解释性报道奖、多次入围“记者的家”年度新闻奖。
苑苏文
首先，我想对比2010年和2019年的两组房屋强制拆迁报道，分析报道过程和其中隐含的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变迁史。2010年的报道是谢海涛老师的和。2010年9月10日，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政府因建设客运站，强拆当地居民钟如奎一家的住房。强拆行为因赔偿协议商量未果而导致钟家人情绪激动，他们爬上房顶点燃了身上的汽油，最终1人死亡，2人重伤。谢老师的这组报道首先厘清了自焚者家庭的命运，关注他们的自焚动机、人生经历等，接下来建设性地讨论了“三农”政策与复杂的土地状况。
谢老师在《财新周刊》的十年里始终坚持操作突发报道，也很有自己的方法论。他把“记者要永远在一线和现场”的原则贯彻得非常好。他在中讲述了采写之难。他去现场时，自焚者的家已经被监视，他去敲门会立刻被察觉，但他还是在艰难险阻中做成了报道。他的编辑张进老师也非常厉害，能够深度透视问题并关注全局的讨论和政策方向。我比较痴迷于思考世界的复杂性。在2016年，我刚去《财新周刊》时报过一个分析中国强制拆迁现状的选题，想要探讨下背后对私产的保护问题。我当时太不成熟，就没做成，终于在2019年等到了这个机会。我看到一篇新闻报道：河南漯河棚户区改造过程中，一个小李庄拆迁指挥部的工作人员被撞死，而且撞人者与被撞者都是公职人员。这篇报道提供了基本事实，我就继续通过社会经济的视角去透视，发现当地陷入了棚户区改造和房地产开发的狂热。我非常好奇：这种房地产开发的狂热，背后到底是什么？我在2019年7月11号抵达现场。我和《财新周刊》摄影记者丁刚在现场第一个见到的，是已经在废墟里住了几年的80多岁的老太太，她住在强拆民居后临时建起的铁皮房内，目睹了当晚撞人的情况。后来撞人的公务员的家属见了我，和我说了很多被当地强拆的遭遇。这家人在当地算是有些权势的，却仍然是强拆的受害者，这说明房地产开发的冲动，已经对当地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损害。
我试图联系死者家属，那也是个公务员，执行强拆，算是因公殉职。为了补充强拆者的面貌，后方编辑部整理法院判决文书发现了许多信息。因为自2015年小李庄开始受到强拆起，村民多次到法院提请行政诉讼。强拆行动大多被法院判定违法。裁判文书中，记载了过往许多起强拆事件的细节，包括了官方人员的角色，以及被雇佣的“黑衣人”打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是对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最基本准则。民居在法律准则下仍被暴力强拆，说明这件事情非常恶劣。我取得突破之后连夜坐火车回到北京，写出了。
我们可以透过房屋强拆行为及相关报道的演变，去探究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问题的根源。2010年时的媒体报道相对积极，希望中国房地产可持续发展，不损害边缘人群的利益，让每个人都受益。媒体会讨论：如何让农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如何让农民在土地的变迁和制度之下受益？如何建设性地讨论“三农”政策？这些都是有公共价值的讨论，三农记者在当时也是非常重要的岗位。
现在，很多状况都在变迁，也有一些本质问题仍根深蒂固。所以，我建议大家去读一读十几年前的报道，如果只专注于现在，你的视野就会受限。
环境具有公共属性，其所受损害和人受到的损害息息相关。环境报道是非常重要的报道类型，我们可以通过它去透视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演变。我推荐这两篇突发报道供大家参考。
我以2017年的环境报道为例，分享一个复杂现场。当时，位于新乡市凤泉区块村营的麦田疑似遭到镉污染，现场出现了据点在北京的NGO（非政府组织）环保志愿者、与这个组织合作的当地志愿者、制造污染的企业相关人员和政府人员。那时国内还有很多草根的环保NGO，其中的环保志愿者是记者非常重要的线索来源。这条线索来自于北京环保志愿者，他们提供了线索之后很忙，所以我就自行前往新乡。
当地爆料者答应和我联系，但我不是很信任对方，我甚至把微信昵称改成了另一个志愿者的名字。做记者的重要品质就是，不要第一时间完全相信你的信源，要进行事实核查。对于被污染的乡村，当地的情况很复杂，人容易受到利益或其他因素的干涉。后来我采访当地志愿者时发现，他们所向我展示的情况，是被有意筛选过的。志愿者提供的污染现场并不是当地最大的电池厂的土地，而可能是与其有竞争关系的电池厂旁边的土地。也就是说，这个情况背后可能是电池厂间的不正当竞争。
我在出差过程中还遇到了安全问题，入住酒店时，一位当地男村民尾随我进入房间，然后直接躺在了我房间的床上。我立刻跑出去换了房，这一果断的行动震慑了这位男村民。所以对于独自出差的女记者来说，面对危险情况，一定要当机立断。后来因为这位村民可能还指望着带着我去“威胁”电池厂，所以他也没有再不礼貌了。最后几天，北京来志愿者和我汇合了，我才发现我一直在其他电池厂转悠，没抵达污染最严重的最核心的现场。之后我用记者的身份去采访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很诚恳，他们都是基层的环保管员，提到的发展和环保之间的难题我也非常能理解。我在新乡待了两周，用拿到的证据做出了报道。现场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部门都很复杂，我们不能简单判断其代表了某一方的观点。这背后有非常复杂的经济和发展问题、历史遗留问题和错综复杂的势力。权力关系不一定是总是单向的，不会出现永远的控制和压迫，一方不会永远击败另一方，或者是总占主导。事态永远在循环往复中，各方力量互相抗争，互相抵抗，互相摩擦。这要求我们每个人在应对复杂状况时保有平和的心态。
2017年11月18日18时许，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发生火灾。如果将这个火灾事件视作单一的突发新闻，其实操作模式比较简单，比如“第一落点”是火灾本身的信息，然后寻找还原逝者的故事，再之后就通过火灾讨论安全生产问题和背后的政策问题，以及如何安置城乡二元化发展过程中，试图融入城市但缺乏资源的边缘群体。但大兴火灾有一些特别之处，因为火灾发生两天后的11月20日，政府部门突然宣布要开始在北京进行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我们发现，它变成了一个行政力量参与的问题，这就需要进一步观察政府的行为，并关注行政力量，是否让边缘群体变得更边缘，需要对此进行监督。我在这时加入了报道团队，在现场，作为文字记者，最重要的是保持低调，所以我一直在当摄影记者老师的助手，我之所以愿意辅助摄影和视频记者，是因为我认为在有激烈冲突的突发现场，视频和图片的即时发布，会比文字更有力量。而文字的深度报道其实可以慢一些。我参与的稿件是此次火灾事件中为数不多在北京采访到死者家属的报道。当时抵达北京的家属都拒绝接受采访。我在一位家属尚未抵达北京时，提前联系了他，他承诺接受采访。于是，我以看望朋友的方式进入他在北京所住的宾馆，采访到了死者的故事。
至于如何与死者家属打交道，除非涉及到很重要的公共信息，我不会过于夸张地挖掘死者的细节性信息，也会尊重死者家属和政府谈判的权利。在这个过程中，有仪式感的知情同意非常重要。这样也可以避免在有意无意中利用采访对象的情感，避免通过夸大他们的期待获得采访机会，最后反而造成二次伤害。
我在操作这篇稿子时，也在辗转中找到了核心当事人。我们写了一个年轻人在医疗体系里面经历挫败与道德考验，从社会压力的角度审视一个年轻医生的艰难成长。稿件揭露了规培制度对医生心理健康的忽视，告诉读者医生是非常脆弱的、需要关怀的。
面对这样的事件，记者和编辑首先应该想：它背后的公共价值是什么？你会在新闻中了解各种严重事故，但我认为媒体需要格外关注社会中需要被呵护的人群。我做报道有一个普遍的视角，就是关怀人的情感需求、欲望与多样性选择。记者需要给相应的人支持并说明支持的方式，以此告诉公众：这个群体需要关怀，但一直被社会忽视。突发报道是有时间线的：从第一落点到第二落点，最后深究本质和原因。我们首先会把事情告诉公众。在记者赶往现场时，后方编辑部就要通过网络检索、信息聊天等方法定位并且接近核心信源。记者抵达现场后，要尽力采访当事人、当地政府、有关机构，在第一时间弄清基本事实。在这个过程中，媒体的调查路径和官方的调查路径是完全并行的，记者可以把官方作为信源之一，官方也会可以媒体报道中获得线索。记者在完成以上两步后可以开始讨论政策建设性的问题，这就可以构成深度报道了。《财新周刊》常提一个叫“何以至此”的提问方法，以河南南阳民办学校火灾事件为例，我们可以问：为什么是这里失火，而且为什么一次失火就造成这么多人死亡？但是，作为突发部门一直跑一线的记者，我认为对事实本身的关注，永远要先于关注制度建设。很多现象最后可能指向同一个问题，而只有我们不断披露有效事实，问题才能得到改善。公共政策的研究非常复杂，记者做突发报道时更不能过早陷入其中。
我们都成长在互联网时代，但不能完全依赖互联网来了解社会现状。我们应该把互联网视作工具，在自身真实体验的基础上妥善使用，不可因信息污染而产生无意义的情绪损耗和偏激的观点。
这在此过程中，大家可以订阅主流的市场化媒体。大家如果想看过去的报道可以订购《财新周刊》。其实正在发生的许多事都是过去事件的循环，经常去读过去的报道，有助于我们在整体上认识中国社会的运行逻辑。不过，很多问题迟迟未解决，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对整个社会保持悲观。我们应当在客观看待事物的前提下，试图去理解问题的根源。这样的探索会带来很多经验和思考。另外，我们不必在线上交往时固守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排斥一部分人而凸显另一部分人。最重要的是去了解一个人言行背后的复杂原因。
再到操作稿件这一步，大家可以阅读老记者们的优秀作品来学习采写方法。刘万永老师的调查报道都非常可读。“避雷针”系列（由微信公众号“磨稿子”推出的采写经验分享专栏）对突发新闻的采写很有指导作用，如王和岩老师的《庸常的人生需要新闻给予的快乐》和储朝新老师的《人都采访到了，我却极度沮丧，一夜未眠》都值得一读。王和岩是成名多年的记者，去任何地方都会面临暴露的风险。但是她还在坚持报道新闻，这种韧性令我非常敬佩。
而即使坚持到底，记者在采写过程中也会遭遇种种挑战。机构规定等压力都会阻碍记者的行动，但不必把这种压力内化成心理障碍。记者要保证身心安全，心理健康是最重要的。希望大家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量做一点想做的事情。
Q：您提到有一些信源正在流失，如何应对这种情况？
A：我们可能正在失去一些重要的公共信息平台。但如果你想知道关于更多有关信息，可以就未公开内容去联系当事人与相关者，说服他们接受你的采访。
Q：作为一个大学生，我感到自己面对身边的突发现场特别无力。请问我在突发现场中能做些什么？
A：首先，每个人都有知情权和关注社会的权利。你不要放弃，不要觉得自己渺小，你要践行知情权，你要去行动。但是也要放平心态，你做到你能做的事，即便发不了稿，也可以尽可能地了解到真相。你一个人知道真相之后，你身边的人也会知道，所以“保持关注”和“尽量在场”本身就有力量。
其次，这个问题可以被拆解成“如何去做”这一技术层面的问题，如果你的机构不愿为你做的事情承担风险，那你就可以在注意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匿名做事。但有时你会发现，做好事不只是会受到阻碍，而且也没有“好报”，例如有的记者帮助了采访对象之后转手就被对方卖了。这时问题可以被理解为“如何解决心理问题”。这也映射着我们维护基本权利和保持健全人格的渴望与决心。我觉得人不能被简化成不关心世界、不关心政治、不关心一切的“物”。如果你内化这种规训，变成和自己过去截然不同的人。这也是一种选择，但总体来说没有什么好处。
*《新京报》前编辑郭琛对此文有贡献，文中图片来源自分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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